为什么要研究“以礼治国”?

2019-10-01 18:53 | 来源:未知

为什么要研究“以礼治国”?


首先要肯定的是,我们这里的以礼治国肯定是借用古人的现成的语言,来阐述我们当代的思想。也就是俗话说的酒瓶子装新酒。不可能完全对古代的照搬,因为基本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经济总量跃升第二大国,很快就会成为第一大国,但是在我们发展的同时,广大的依然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还在,众多的力量非常小的小国还在。那么现实当中的国家的力量的数量之间的差异就是一种客观现实存在。这后面当然也就存在着一定的质的差别。

为什么要研究“以礼治国”?

 

从国内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决定了我们公有制为基础,为主体的情况下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状况短时间内是肯定要继续存在的。换言之,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其他所有制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所有制结构,其实也是一种量的差别。

为什么要研究“以礼治国”?

 

总之,在国内和国外,存在着两种量的差别。国际上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差别,国内是所有制之间的量的差别。这两个差别,形成两个同心圆,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公有制。

而我们传统的礼所调节的社会关系,恰好都是在量的范围内的,也就是都是自己人内部的关系。而不是外部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外部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条约,其实就是现在的法律,虽然是国家之间的法,是一种契约。但是我国的礼的条件不是,我国的礼调节的是内部人自己的关系。这点对于我国的实际国情是非常适合的。这就是说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国内的矛盾和关系仍旧是自己人的关系,而不是以调节阶级矛盾为主要对象的法的关系。我们知道,法作为所谓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本质是对敌我矛盾进行条件的关系。所以,从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就决定了我们国内的矛盾不是阶级矛盾为主,而是内部矛盾为主。同样,在外我们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自然也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内部矛盾,虽然这个人民群众是世界范围的。换言之,只有阶级矛盾才是敌我矛盾,在国际上这也只适合于西方主要列强。因此,我国对国际上的国家的关系大体也可以划分为两种,即以礼来调节的和以法来调节的。

为什么要研究“以礼治国”?

 

从传统看,礼是用来调节上下级关系的。这个上下级不是统治和被统治,而更似治理的关系。所以,传统上,我国的君臣关系,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更类似于主奴这种关系,这是一种内部关系,而非外部关系。同时还由于我们传统政治中始终存在的家天下,其实这就设定了,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混淆在一起这种状况。礼在最核心的地方,比如皇室成员这里就是一种一身二任的关系。君臣关系也是家庭关系。

为什么要研究“以礼治国”?

 

如果从更深层次看,这其实是一种变形的扭曲的共产主义内部调节自己关系的手段——封建帝王的礼。一方面在整体上,整个社会作为帝王的私产是不能被分割,但是在实际上又是可以被私有化和买卖转让的——虽然这是一个历史进程。

就这点来说,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

为什么要研究“以礼治国”?

 

将地主社会看作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变型,这是马克思的看法,他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的看法。

如果从矛盾论角度讲,是调节社会存在差异,而还没有达到矛盾的阶段。而这个整个社会处于矛盾的阶段就是资本主义了——整个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社会阶级。这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明确提到了。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调节是用法,而不是用礼,资产阶级社会是以商品进行私人生产和交换为条件的,因此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外部人,不是自己人,是彼此对立的,而不是利益一致的。这样,彼此交换商品的意志也就形成为所谓的法律。在形式上有了平等特点,而抛弃了实质上劳动力作为商品这个最大的不公平。相反,社会存在着上下级的差异,其实倒是全社会最大限度公平的社会条件。因为此时,上下级的关系反倒是形式的,是社会治理的形式而不是本质。

为什么要研究“以礼治国”?

 

这种形式就体现为各种社会场合存在的礼仪和礼节,以及各种重大的仪式活动。其实礼仪活动中那种庄严的气氛所体现的正是共同性。而不是差别。所有的礼仪都是为了完成这个代表共同体利益的活动而已。因此,礼仪的存在就有了客观存在性。国际活动中的平等友好并不能否定各种活动中主办方和最为关键影响力国家的某些礼仪方面的特殊性,比如主办国领导人讲话,在共同合影中处于中心位置等等。这些差异依然存在。而这在基本平等中的差异其实正是自古以来礼的特点。

为什么要研究“以礼治国”?

 

从关系来讲,礼大于法,礼的涵盖面要广于法。法相对于礼更为狭隘。因此,更多的社会矛盾的条件是要靠礼,而不是法。这里礼不是道德说教,而依然是社会秩序,只是这种秩序更为隐形存在,已经成为共同的社会守则。换言之,能用社会守则进行调节的,就不能用法律来调节。因为法律的强制性,外部性,必然带来不可逆的伤害。但是,这就要求社会成员普遍的经济地位基本一致,不能出现极端的本质性的分配差异,必须保证公有制为主体,这样礼的调节,而非法的调节才能存在。从本质上,法律体现了当代商品社会的商品交换关系,而礼调节的是自我矛盾,自我关系。比如我们妇联为妇女当家做主,其根本就是体现了内部的自我协调。而非上升到法律上去。比如母告子不养,子告母不慈,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这就意味着家庭关系完全破裂了。当然这种社会调节必然以所谓道德说教为主,这就进入了道德教育的领域。

为什么要研究“以礼治国”?

 

不过,这绝不意味着礼不具有强制性。相对于法来说,其实礼的强制性要强得多。比如过去家族内部的所谓家法就是这样的东西。家法其实就是礼的范畴。反过来,当礼不被人们看作具有强制性的时候,说明其存在的基础变化了,而不是礼的自身的强制性不存在了。比如目前存在的农村结婚大办彩礼的事情,我相信再过些年就会消失掉,因为存在条件不存在了。当父母有自己的养老金的时候,子女就不再是自己的“私产”,父母自然就没有必要承担为子女筹办婚礼筹集巨额资金的必要。而当外出工作成为普遍的状况的时候,父母即使想将子女当作私产,也做不到了。一旦自由结合成为普遍的风气,以巨额彩礼为纽带的婚姻必然会消失。目前这种巨额彩礼的问题,只能是一种从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表现,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还没有完全被摧毁。一旦被彻底摧毁,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到那时,普遍的自由的结合就成为新的强制规则。

为什么要研究“以礼治国”?

 

以礼来调节社会矛盾要比以法来调节成本低的多,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矛盾还处在差异阶段而非彼此对立阶段了。。

当然,前提是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大致一样。这点只能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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